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任珽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组织起来”是中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经典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行政建制，实现了对农民的纵向组织。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国农村和农民出现了横向联合的趋势。为适应此发展需要，湖北省嘉鱼县设立了联合党委这一新型政党组织，这是当前基层横向党组织建设的典范。横向组织的设立是农村和农民由纵向组织到横向组织的历史跨越，为“组织起来”这一经典议题赋予了新的价值和生命。“组织起来”有效实现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生产力发展和利益联结机制。为确保横向组织的有效性、避免纵向组织曾经出现的偏差，应坚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的横向组织，并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

关键词：组织起来；纵向组织；横向组织；联合党委；党建引领

“组织起来”是中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反复讨论的经典议题，其重要原因在于如何将长达数千年的亿万分散的个体小农组织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团体。经过近百年历程，中国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等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对亿万农民的纵向组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和农民正在进入横向组织的历史跨越，其重要标志之一是一些地方出现的联合党委。这一新型政党组织的出现，既是农村农民走向横向组织的必然产物，也表明了在中国农村农民的横向组织中，政党组织仍然发挥着特有的政治功能。由此，中国农村农民的横向组织是如何发生的？有何特点？如何有效地横向组织而避免纵向组织曾经出现过的偏差？本文依据调查资料对该问题展开探讨。

一、“组织起来”的经典议题及纵向组织

“组织起来”这一重要议题于1943年由毛泽东提出。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毛泽东鲜明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简言之，合作社是组织群众最重要的经济形式。“组织起来”这一命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回答，也是解决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反复讨论，因而成为经典性议题。

“组织起来”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即一家一户个体经济。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农民与组织性的关系，深刻指出缺乏经济相互联系的组织性是个体农民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对此有经典论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概言之，马克思认为个体小农难以自我联结和组织，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的支配，从外部将农民整合为一个政治整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组织农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即合作社。恩格斯指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列宁就此也有专门论述，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生产资料由国家集体所有，因此，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人民之间的合作，以确保经济的有效运行和资源的公平分配。据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的思路。但如何组织仍是一个有待实践回答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个体家户农民最多、历史也最长的国家。如何将亿万分散的家户个体小农组织起来成为中国的重要问题。而解决该问题的主要办法则是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将农民组织到纵向的国家体系之中。首先，中国长期沿袭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个体小农难以自我组织起来。在中国，“组织起来”主要依靠先进的政党从农村外部进入内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代表群众。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优势便是通过“政党下乡”，从基层将群众组织到自己的体系之内。其次，近代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先进政党领导的革命，改变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农民获得土地，才有平等合作的组织基础。再次，在执政党看来，个体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只有通过集体生产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进而实行人民公社体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方针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历史上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农民得以有效地被组织起来，并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直接联系起来，农民成为国家组织体系的内在成员，成了有组织的农民。然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组织起来”主要是国家自上而下地组织农民，表现为与国家自上而下管理相结合的纵向组织。其一，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意志自上而下向分散的农村社会渗透，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等方式推进农村社会的国家化。其二，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政权单位与社会单位的结合。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三级管理，由政权组织自上而下地管理。其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宏观经济体系为计划经济。此种经济强调国家自上而下有计划地管理。人民公社组织是计划经济的重要载体，其日常运行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经济体系。公社主要与上级政府联系，犹如一个个相互隔绝的蜂窝，相互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因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虽然得以组织起来，但这种组织仍然属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权支配社会”的范畴，只是性质上与过往的社会根本不同。

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管理分散的农业生产显然会遇到极大困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尽管被成功地纵向组织起来，但这种组织缺乏农民的自主性，并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农村改革，使得人民公社体制得以废除，进而实行家庭承包制。尽管家庭承包制是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经营体制，但这种体制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原有的“大集体”变为了“小农户”。小农户虽然可以激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但在解决公共性问题方面也遇到诸多困难。曹锦清教授通过对黄河地带农村的调查，提出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观点。徐勇教授对这一观点则有着不同看法，认为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分分合合必有内在的逻辑。

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观点显然是对“组织起来”这一经典议题的延续，体现出“组织起来”在中国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其重要原因是过往的“组织起来”主要解决了纵向组织的问题，但仅仅依靠“行政权支配社会”的这种组织远远不够。若过分强化“行政权支配社会”，还有可能造成相应的组织体制的失效，如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因此，“组织起来”的经典议题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纵向组织，二是社会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横向组织。后一个方面还有待实践探索。

二、横向组织的产生、特性及背景

实践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践加以解决。近几年来，在湖北省嘉鱼县出现了联合党委这一新型基层政党组织。

2022年，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湖北省嘉鱼县正在推行农村联合党委制。在上级市委试点工作的要求下，嘉鱼县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的，以现有行政区划、村民自治主体、集体资产产权不变和财务管理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收支为前提，以地域相连、产业相近、资源共享为纽带，在全县率先推进了4个试点联合党委建设。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设置，促进农村资源共享，统一农村经济协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加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具体而言，联合党委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类型：第一种为强村带动型，强调利用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村庄及其党组织，支持和带动周边相邻、基础条件较差导致经济实力比较弱的村庄及其党组织发展。第二种为易地搬迁型，旨在支持易地搬迁人口的需求，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立联合党委。第三种为村社联建型，意在促进城中村、城郊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将城中村、城郊村党组织和存在地域交叉、人口往来比较密集的城市社区党组织联合起来建立联合党委。第四种为产业互助型，侧重推动若干地域相邻、产业相同或产业互补的村级党组织的联合。第五种为村企联建型，强调落户在村的经济实力较强、能够发挥企业市场资源等优势、带动村级发展的大型企业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协同发展。嘉鱼县的4个试点联合党委以产业互助型和村企联建型为主。

中国的党组织与行政层级相一致，即一级行政一级党委。尽管乡镇以下没有行政层级，但也设立了在乡镇党委领导下的村级党组织。故而，现有的党组织主要体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实体性的政治组织，二是自上而下设立行政地域层级性政治组织。通过以党组织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组织体系，将广大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到国家体系中，是中国组织人民的基本特点。联合党委显然不同于过往的基层党组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党委为功能性政治组织，即由原有的行政地域性或产业性党组织联合起来发挥原有党组织难以发挥的功能。二是联合党委为跨行政建制、跨产业、跨地域的横向联合，是一种不具有自上而下层级管理特点的横向政治组织。换言之，在联合党委之上没有上级类似的党组织。

联合党委的出现并非简单的上层建筑变化，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反映了农村社会横向组织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已不属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农民成为市场主体，享有经济自主权，同时进入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农民的生产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交换。正是在与社会的交换中，农民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指出，在十九世纪小规模的个体生产活动中，小农需要负责生产的各个方面，导致其分工和专业化有限，农业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加之小农缺乏获得科学知识、现代农业技术和实践的机会，由此导致小农的发展多元化和人才多样化受到限制，进而大大降低了小农间社会互动和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传统小农只有自上而下纵向组织的重要基础。但在当前中国，马克思所言的传统小农特性正在消失，虽然只是小块土地，但由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推动，耕作时分工和应用科学已成为常态，社会的横向联系得以产生和日益强化。

市场经济发展还打破了传统小农的分散孤立状态。马克思在谈到十九世纪的小农时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传统小农就像马铃薯袋中的一个个独立的马铃薯，除地域联系外再无其他。而在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不再处于封闭状态，大量新的生产要素进入农村，农业不再只是农村的唯一产业，一、二、三产业在农村共同发展。过往单一的农业人口变为多产业人口。农村也不再只是与城市隔离的地域，而是城乡融合和互动。多种产业发展和城乡互动，促进农村社会成员的多方面联系。这种联系不再只是地域上的联系，更多的是经济利益上的联系。这种横向的利益联系是原有的行政地域性组织难以适应的。湖北省嘉鱼县设立的产业互助型联合党委，正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横向联合和组织日益增多的形势而产生的。嘉鱼县潘家湾镇党委充当农户与合作社、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纽带，在地域相邻的基础上，将潘家湾镇沿线周边产业相同或互补的5个蔬菜产业村党组织联合起来，促进资源要素聚集，实现蔬菜专业村抱团发展和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渡普镇林果产业互助型联合党委积极组织各联建村的农户种植脐橙，集中连片规模达1万余亩，通过技术和资源共享，成功创造规模经济并促进当地林果业的发展，带动村民就业和村集体不断增收。

在农村多产业发展和城乡互动的进程中，不同个体和不同村庄的差距愈来愈大。但不同个体和不同村庄均有自身资源，如有的个体和村庄有土地无资金，有的个体和村庄则有资金缺土地。因此，龙头企业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将不同的资源整合为一体。而这种整合依靠的是利益纽带而不是强制权力，即通过共同利益将不同主体联结起来。湖北省嘉鱼县设立的村企联建型联合党委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要求。嘉鱼县官桥镇依托经济实力雄厚的官桥村八组（田野集团），与周边的村庄和社区组织起来建立联合党委，坚持强村富民、抱团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统筹推进各类资源优化配置，积极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体现出对农民的横向组织。陆溪镇村企联建型联合党委结合当地旅游项目优势，利用联建村庄和村湾治理模式，为联建村企提供产业项目和经济发展等机会和支持，积极引导村企共同参与，全力推动村企共同发展和成果共享。

在当下中国，农村的横向联系日益增多，适应横向联系的经济组织也日益增多，如农民合作社等，为农民和农村提供了一个专业化分工、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必要框架。但由于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于分散状态，完全由家户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仍有相当困难。据此，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引导、动员和组织功能，处于中心枢纽地位。“党建引领”也正成为当下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点。正是基层党组织深入在农村社会的微观组织之中，建立基层联合党委才有可能。除了推动行政地域性的农民组织起来，联合党委还推动着更大范围的农民组织，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村社联建型、强村带动型、易地搬迁型联合党委便承担着这一功能，即发挥党建的引领、监督和把关作用，通过联合党委为农民组织提供更多的代表性和获得资源的机会，可以有效地克服小规模和个体生产的局限性，促进小农、村庄、社区、企业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更大合作和社会互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等多元主体的福祉，推动社区建设、区域发展和城乡协同。

三、横向组织的价值及有效性

湖北省嘉鱼县等地产生的联合党委具有标志性，它意味着“组织起来”的经典议题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便是由纵向组织向横向组织的跨越。这一跨越对于丰富“组织起来”的命题具有重要价值。

（一）“组织起来”需要有生产力发展作为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组织起来”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认为，个体小农之所以要走合作的道路，在于大规模经营会使小农经济成为陈旧的生产方式，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而“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民发展规模经济并降低劳动成本，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但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村增长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且劳动投入与生产增长不成比例，陷入农业内卷化。正因如此，具有纵向组织特性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得不被废除。当下农村发展中产生的横向组织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成为趋势。在集约化和规模化过程中，农民要与外部世界发生多方面联系。尽管家庭仍然是生产经营单位，但其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都不是一家一户完成的，而是社会化的产物，即“社会化小农”。社会化必然要求组织化，这种组织是基于生产发展的内在需要。只有组织起来的个人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着“组织起来”，只是这种组织更多的是以生产经营主体为成员的横向组织。

（二）“组织起来”需要利益联结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要将个体家户组织起来，必须使农民获得利益。恩格斯指出，通过合作社，农民可以为了彼此的共同利益而自发地开展大规模生产经营活动。换言之，共同利益是将一个个个体农民联结和组织起来的纽带。毛泽东否定一家一户个体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导致农民处于长期贫困和不平等的状态；为了让农民群众摆脱贫困，增强对自身生产和资源的控制，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集中资源和共同发展，逐步地集体化，由此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社则是主要载体。要实现“组织起来”，须遵循自愿和实效的两个原则。概言之，农民要通过“组织起来”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其自发性便会与组织性相抵牾。自上而下的人民公社体制之所以被废除，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体制不能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经营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和不足。人们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要求打破传统家庭经营的局限，走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一种横向的经济联系和组织。将不同主体联结和组织起来的纽带便是利益。湖北省嘉鱼县设立农村联合党委制的重要指导思想体现了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其以地域相连、产业相近、资源共享为媒质，将当地产业、企业、政府和村民等多方主体有机联结起来，推动涉及的村社、企业、产业形成双向联动的平等合作方式。如果没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的横向组织也难以持续。

在当下中国，“组织起来”除了纵向组织，横向组织正在兴起。这一走向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外，也与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推动有关。由于地方党组织属于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因此，在推动横向组织的过程中，要避免过往纵向组织农民的偏差，促使横向组织农民更有成效。

首先，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马克思主义关于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原则是农民的自愿性。恩格斯深刻揭示，随着社会转型和发展，小农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在现代工业化经济中的竞争力持续降低，最终走向衰落。而社会主义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因此，在向集体化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过渡的过程中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以尊重小农的权利和利益的方式进行，“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并强调不能通过违反小农的意志而强行干涉小农的财产关系。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也提到，要按照自愿的原则将群众组织到合作社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推动合作化的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农民的自愿合作。但是在合作化运动中，自上而下的党政推动愈来愈强，导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产生，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更加强化了行政干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农民意愿的尊重，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当前，个体农民正逐渐走向横向联合。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经济主体地位。湖北省嘉鱼县设立农村联合党委制度强调“三个不变”（现有行政区划不变、村民自治主体不变、集体资产产权不变）和“三个独立”（财务管理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收支），从根本上体现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离开了这一根本，从横向上组织农民便会出现偏差。

其次，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的横向组织。

个体农民的特性在于个体性。要使得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仅仅依靠自发的组织难以完全办到，还需要政治组织力量的积极引导和支持。恩格斯指出，将私人生产和占有转变为合作生产和占有的过程可以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的方式实现，而非暴力手段。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亦特别提出，对于合作社要给予政策支持，同时教育引导农民，开展文化工作。毛泽东在谈到将农民组织起来时也非常注重示范引领，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要学会如何组织群众的劳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对合作社给予政策支持，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随着合作化道路的推进，党和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自上而下地推动在全国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但这一体制缺乏稳固的群众基础。当前，中国产生的横向组织农民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应该注意的是，该趋势正处于成长阶段，尚不稳固，需要给予支持。湖北省嘉鱼县设立农村联合党委制顺应这一趋势，超越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和行政建制，突破了纵向垂直的行政层级结构，通过履行整合、协调和引领功能，推动农村实现经济发展与跨行政区域的横向联结与整合，支持农民的横向组织。但在此过程中，仍要注意示范引领，不宜急于求成，更不宜强行要求。

再次，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

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体现出社会的大变动，且在这一变动中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以致产生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言，通过合并小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节省劳动力，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但也可能导致一部分之前受雇于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失业。若想解决此困境，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从邻近的农场中分配一部分土地给农民合作社，二是为剩余劳动力提供资金和机会支持，鼓励和引导其从事工业副业。这有助于降低由个体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为剩余劳动力解决生计问题。当前，多样化的农村生产要素为中国农村横向组织农民提供了重要条件。除农民拥有的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外，资本在农村发展的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拥有资本的市场主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的结合，使得农民的经济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通道，也为横向组织农民提供了基础。湖北省嘉鱼县设立的农村联合党委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一需要。但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要素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势必产生矛盾。因而，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从经济发展来说，相对于强势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处于弱势地位。但若不保护好农民利益，资本、劳动和土地的结合也难有成效，甚至会受到农民的抵制。农村联合党委的重要功能便是协调各个经济主体的关系，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